克明峻德


 
《康诰》曰:“克明德。”
 
“康诰”是《尚书·周书》中的一篇。尚即上,《尚书》意为上古之书。《尚书》又称《书》《书经》,是中国第一部古典散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,以记言为主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,《尚书》原有100篇,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。汉初,有今、古文不同的传本。今文《尚书》29篇,是经师伏生所传。古文《尚书》在汉武帝时出现,比今文《尚书》多出16篇,这16篇后来亡逸了。西晋永嘉之乱后,今文《尚书》散亡。今存于《十三经注疏》的《古文尚书》有58篇,其中的33篇与汉代传本文字大抵相同(只有少数篇章的分合、定名不同),另外25篇是东晋人的伪作。清人孙星衍作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,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,摒弃25篇伪作,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,大抵恢复了汉代《尚书》传本的面貌。《尚书》全书分为《虞书》《夏书》《商书》《周书》四部分。
《康诰》是周公封康叔时作的文告。周公在平定三监(管叔、蔡叔、霍叔)武庚所发动的叛乱后,便封康叔于殷地。这个文告就是康叔上任之前,周公对他所作的训辞。原文是“惟乃丕显考文王,克明德,慎罚,不敢侮鳏寡”。译为:希望你光大先父文王(的功德),能够彰显仁德,慎用刑罚,务必善待孤老之男与失偶寡居之妇等这样的弱者。
克,《尔雅》曰“克,能也”。明德,此处及下面的几处引文,皆旨在释明“明德”这一概念源远流长,并非孔子或曾子之始创。在西周及更早之时,“明德”已作为非常重要的概念,在天子诰命及一般百姓中被频繁地使用着,作为上自天子下至庶民,在思想文化上的共识。以此证明,彰显心性本有之光明正大的仁德,是从夏、商、周时代就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和切实的体证,有《书》为证。曾子于此处是想申明,儒者立言著述,皆有所依,代有传承,其所讲说,并非私心自用,别出心裁也。“克明德”之意为:能够执守和实现内在心性之德于自己和天下。引申之意为:(无论是谁)只要你立志以圣贤自居,立志实践德化人生,这个人立即就是圣贤之化身,就是圣贤之再来与再现,他就可以真切地如圣贤那样,实行圣贤之道于分分秒秒和事事物物之中。
 
《大甲》曰:“顾諟天之明命。”
 
《大甲》,即《太甲》,属于《尚书·商书》中的一部分。太甲,生卒年不详,为商汤嫡长孙,共在位二十三年,病死,葬于历城(今山东省济南市)。商汤建立了商朝,在位三十年就死了。商朝的继承法是兄死弟及,汤没有弟弟,就传位给儿子,应由长子太丁即位。可太丁比其父汤死得还早,因此就由太丁的弟弟外丙继位。外丙在位三年也去世了,他的弟弟仲壬继位。仲壬在位四年也死了。这时候由开国元老伊尹作主,由太丁之子太甲继承王位。太甲即位后,由四朝元老伊尹辅政,伊尹连写了《肆命》《祖后》等几篇文章,教导太甲遵照祖先的法制,努力做一位明君。在伊尹的督促下,太甲在继位后的头两年,其表现还过得去,但从第三年起就不行了,他任意地发号施令,一味享乐,暴虐百姓,朝政昏乱,又亲自破坏汤制定的法规。他居然学夏桀的样子以暴虐的手段对付老百姓,百姓们怨声载道。《孟子·万章上》记载:“太甲颠覆汤之典刑,伊尹放之于桐。”伊尹虽百般规劝,他都听不进去,伊尹只好将他送到商汤墓地附近的桐宫(今河南省偃师县西南)居住,让太甲深刻反省。自己摄政理国,史称“伊尹放太甲”。太甲在桐宫三年,认真地悔过自新,伊尹又将他迎回亳(bó)都(商朝都城,位于今河南商丘),还政于他。重新当政的太甲积极修德,政清人和,诸侯咸来归顺,百姓安居乐业。于是伊尹复作《太甲》上、中、下三篇训辞,令太甲进一步明白为政以德之理。
此诗句摘自《尚书·太甲·上篇》,全句为:“先王顾諟天之明命,以承上下神祇。”先王:指商朝开国明君成汤。顾:字面意思是存心、留意、守护、重视等,引申为时时不忘上天之命令与昭示,再引申为自觉地做上帝在人间之化身,主动地荣耀上帝于人间。諟(shì):通“是”,如是之义。天:指上古宗教之天,即天帝、上帝之义。承:犹印度之瑜伽义,指结合、相应、交通等。神祇(qí):泛指天地众神,神,指天神,祇,指地神。全句释为:商汤之所以是圣明君主,是因为他时刻以天地神祇之化身以自处,恪守着上天(上帝)给自己的明确使命,即荣耀天帝(的智慧、权威、仁德等)于人间。故而他能实践道德,仁政爱民,建立政统和道统。
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,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全面反思神祇(泛指他之前的一切宗教)本质之人。是什么让神如此之神奇的?即神的无限之智慧、无上之权威、无我之大爱(仁德)、不可思议之神通(超自然的能力)等从何而来?通俗地讲,就是神祇的母亲是谁?孔子如此步步逼视和追问下去,就浮现了“心体”与“性体”这一对概念出来。于是孔子明白了,让神如此之神的是神之生命中本有的神心神性,是神心神性让神祇拥有如此这般之神奇能力。故神性才是天地之根源,宇宙之本体,生命之真相,道德之所由。因一切神祇皆不能违背道德法则,因而一切神祇必须遵守道德律令。如违反之,神祇也将受到道德的审判,而不再成其为神祇。故大于和高于神祇的,是神祇生命内在的道德律。由是而明,道德性是神性最为根本的属性之一。故孔子及其后的儒家圣贤们皆视神性为道德性,简称“德性”,此为儒门千古不易之心法。
如是,孔子完成了中华文明史上,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系列伟大的创举:
①孔子突破了神灵那眩目的外形,发现了祂们的“母亲”——心性以及心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——德性。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外在、天上扭转回来,收纳到我们内在主体的生命之中,收纳到超越而内在的心性本有内涵之中,以此作为人生的终极归宿,以此来实现人生的终极圆满:明明德、亲民与至善。
在印度,是释迦牟尼为代表来完成对神何以为神的追问,他也同样发现了神灵生命中本有的心体与性体,本也可以就此完成彻底的宗教改革,扭转宗教信仰为人本文化。但佛陀并没能很好地完成他的历史使命,他的宗教改革只完成了一半,因为在他的学说体系里,仍然保留着大量的神灵位置和信仰体系。待到大乘佛教兴起后,佛陀本人也被极大地神化了,佛菩萨们成了人间新兴的神灵,成为新的信仰体系。以至于佛教传入中国后,中国的佛教大师们在儒家的启迪下,努力地想让佛教去宗教化、去信仰化、人间化、人本化、现实化、伦理化等,但由于其基本的思想学说架构已经成型而坚固,致使这些中国的佛教大师们,只能在佛教的外在形式上作一些无关本质的修改与补充,而对于佛教内部那浓厚的宗教色彩、形式化倾向、神本主义、出世思想、虚无主义,以及对心性内涵体认的严重偏差等方面,则无法从根本上将其彻底修正和扭转。简言之,佛教在努力地去宗教化的同时,又在努力地强化着宗教特色;在努力地祛除神灵信仰的同时,又在努力地开辟和构建新的神灵信仰谱系。迄今为止,佛教仍然是一个将宗教信仰和生命科学,如水乳交融般高度混杂的文化系统,远没有儒家之纯粹与朴实。
②孔子是历史上首位发现和正视心性本有之自律道德的人,并以此建立起一个高度成熟的学术体系——仁学。并在“仁者,人也”的理念下创立了人学——人本主义理念。首次将人的宇宙地位提升到神祇之上,人超越了一切神祇而成为天地之主宰,“参天地,赞化育”。神祇并不值得信仰,让神祇成为神祇的神性(心体性体)才最为可敬,最需要人们去正视与发明。
③孔子在上述两者基础上,成功地瓦解和超越了宗教体系和神祇信仰,将其转化为生命科学——含生命哲学(义理)和生命实践学(德化人生的践行)。
④孔子成功地逆转了此前的道德实践方式,即以天帝在人间的化身自居和荣耀天帝于人间(所有宗教信仰和神祇监视下的道德行为,皆为他律道德);以尽心诚意来作为内在的、超越的心性之化身为人生价值之所在,以荣耀心性诸神奇属性于人间,以作为人生追求之志向。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本化、人文化、人性化的师道尊严。这标志着从此中华文明由上古之时的他律道德(神祇的权威命令)成功地转化为自律道德(内在而超越的心性之绝对命令)。
 
《帝典》曰:“克明峻德。”
 
《帝典》是《尚书·虞书》中的一篇。《尚书》之《帝典》又分为《尧典》和《舜典》,此处引文是出自《尧典》。《尧典》记录了尧帝在位时所经历的各种大事。上古尧舜时期实行的是禅让制,是天下为公,还不是后来以家天下为特征的世袭制。尧帝把天子之位禅让给舜帝之时,就把他在位时的重大经历、重大事件作了总结与回顾,这就是《尧典》,希望舜帝通过《尧典》这部书,对以后的治国安邦有所借鉴。
此文整句为:“克明峻德,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,平章百姓。百姓昭明,协和万邦。”峻:帝典原文为俊,古文中峻、俊相通,意为崇高伟大。九族:九乃数之最大者也,形容很多的意思,九族是泛指天子辖区内的所有部族。全句释为:通过天子内在生命中高深光明的德性来普照与和谐九族。九族在此德风普被下,就会越来越和睦相处,风俗归厚。如此百姓则会越来越文明、守礼、忠义、善良,如此则中国以外(天子统辖以外地区)的所有邦国,也都能受其影响、闻风而化,那么普天之下也就太平安祥了。
 
皆自明也
 
这是曾子在摘引了上述三句古圣先王的话语后,作出的一个总结性结论:明明德之明是自觉、自发、自主地彰显明德(仁义、心性)。这就充分证明我们的明德是内在的,是自觉的,是道德性,也是超越的和先验的,更主要的一点是:明明德之明正如孔子所言的“吾欲仁,斯仁至也”,是非常贴近于我们的,它一点儿也不遥远和玄虚,就像太阳之光一样随时伴于我们的左右。道不远人而人自远之,只要我们不背离自己,明德如心跳一般伴随着我们。
 
汤之《盘铭》曰: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
 
汤:即成汤,商朝的开国君主。铭:铭文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上古之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就收录了《黄帝铭》六篇。铭文是一种刻在生活所用之器物上用来警戒自己、称述功德的文字,后来成为一种文体。商、周时期出现了青铜器,当时的人们喜欢在青铜器上留下字数不等的智慧短语,此即早期的铭文。盘铭:刻在器皿上警醒自己的箴言,此处特指商汤刻在自己洗澡器具上的铭文。无法确知自何时起,但能确知的是,在夏、商时期,就有一种流行——在日常生活用品上,刻上一些诗句、警语等铭文。这些铭文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器物的功能、外形上说开去,将某些人生体验和生命感悟寓于其中,使自己或他人在使用这些器物的同时,读到这些诗句、警语,以期从中获得启示、提醒、教化或文学的享受。
历史上有一篇著名的《盥盘铭》,它是周武王时期刻在脸盆上的铭文:“与其溺于人也,宁溺于渊。溺于渊,犹可游也,溺于人,不可救也。”意思是:与其陷溺于人海之中,不如置身于深潭之中。置身于潭水之中,还可以游出来,若陷溺于人海之中,就不可救治了。
人是极容易受他人、社会和自然环境影响的,如果不幸处于恶性环境中,很快就会感染上一身习气与坏毛病。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。此谓之“盲从”也。例如,在一单位之中,如他人不打扫卫生,我们出于良好习惯会去主动打扫。但不会太久,就会想:为何别人都不打扫卫生,而偏偏是我每天来做这个工作?明天我也不做了,要脏大家一起脏好了。果然,你停止了打扫卫生的工作。若干天后,又有一新人到来,也可能会坚持打扫卫生几天,数日后也会重复我们此前的变化。这就叫“交引日下”。时时刻刻,分分秒秒,我们被周围的人、社会和自然环境等潜移默化着而不自知。当于某一日,猛然觉察到“天呀,我怎么沉沦、堕落到了如此地步”时,已经来不及了,谬见太固、习气太深以至于难以自拔,这就是溺于人(群)之可怕后果,这是导致绝大多数人一生昏庸、无聊、沉溺、自暴自弃的根本原因。故历代圣贤智者,皆有“不可同流合污”之谆谆教诲。溺于渊者,显明也,极易察觉而自救;溺于人者,渐进也,极不易察觉之,因而其害之深百倍于前者。
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。”商汤自勉曰: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,就要天天除旧更新,不间断地新之又新。此句字面意思是:要天天盥洗沐浴身体上的尘埃,保持清洁,如此坚持下去,做到身体永远的洁净。其引申之义为:以德润身,以德净心。德性之水是世上最好的圣水,此水可以洁净整个身心形意一切污染,使我们的身心、言行、人格、思想、学术、人生等,皆能保持着最清明、最健康、最兴旺、最纯洁的状态,并在此状态下持续地向着德化人生、觉醒生命、发明心性、究竟解脱、圆满至善的方向成长。这是“汤、武,反之”之涵养、诚意和慎独工夫。
 
《康诰》曰:“作新民。”
 
《康诰》此句全文是:“王曰:‘呜呼!小子封,恫瘝乃身,敬哉!天畏棐忱,民情大可见,小人难保。往尽乃心,无康好逸豫,乃其民。’我闻曰:‘怨不在大,亦不在小。惠不惠,懋不懋。’已!汝惟小子,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,亦惟助王宅天命,作新民。”
恫:痛。瘝(guān):疾苦。敬:谨慎。棐(fěi):辅助。忱:诚。豫:安乐。惠:顺服。懋(mào):勉励,使人努力上进。服:责任。应:受。宅:定。作:振作。新:革新,更新。
全句释为:周公说:“唉呀——!年轻的封[指康叔,姓姬,名封,又称卫康叔、康叔封,周文王第八子,周武王的同胞弟弟,获武王封畿内之康国,故称康叔。周成王(姓姬,名诵,前1055-前1021,周武王之子,西周第二位君主,谥号成王)继位时年幼,由周公旦辅政。自亲政后,营造新都洛邑、大封诸侯,还命周公旦东征、编写礼乐,加强了西周王朝的统治。公元前1021年,周成王驾崩,享年35岁。周成王与其子周康王统治期间,社会安定、百姓和睦,‘刑错四十余年不用’,被誉为‘成康之治’。亲政后,徙封康叔于卫(今天河南淇县朝歌),建立卫国,从而成为卫国的第一代国君,同时也成为卫姓的始祖。卫康叔,也就是封于赴任之时,周公旦作《康诰》《酒诰》《梓材》三篇训文,告诫他:‘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,问其先殷所以兴,所以亡,而务爱民。’]治理国家要经受得起各种磨难,故务必小心谨慎啊(与孟子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苦其心志,劳其筋骨,饿其体肤,空乏其身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增益其所不能”语义相通)!威严的上天辅助诚心的人,这可以从民心表现出来,如果你是一个小人(只惟念念在己)的话,那是无法保证能时刻倾听到民之心声的(与《尚书·周书·泰誓》‘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。百姓有过,在予一人’语意相通)。因此去到你的封地——卫国后,要尽心尽力,不要贪图安逸享乐,如此才能治理好国家。我听说:‘民怨不在于大,也不在于小。要使不顺从的人顺从,使不努力的人努力。’唉呀——!你这年轻人职责重大呀,我们君王受上天之命来保护殷民,你要辅佐君王共同实现上天之仁德,完成革新改造殷商遗民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。”
 
《诗》曰:“周虽旧邦,其命惟新。”
 
此诗句引自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。朱熹《诗集传》据《吕氏春秋·古乐》篇为此诗解题曰:“周人追述文王之德,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,皆由于此,以戒成王。”指明此诗创作于西周初年,作者是周公。后世说《诗》,多从此说。余培林《诗经正诂》说:“观诗中文字,恳切叮咛,谆谆告戒……至此诗之旨,四字可以尽之,曰:‘敬天法祖。’”此论可谓简明得当。
此诗整句为:“文王在上,於——,昭于天。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。有周不显,帝命不时。文王陟降,在帝左右。”文王:姓姬,名昌,周王朝的缔造者。惟:原文是维,古文惟、维通用。於(wū):叹词,犹呜呼。昭:光明显耀。旧邦:邦,犹国。命:天命,即天帝的意旨。周本来是西北一个小国,曾臣于商王朝,文王使周发展强大,独立称王,奠定灭商的基础,遗命其子姬发(即周武王)伐商,建立新兴的周王朝。有周:有是指示性冠词,周指周王朝。不(pī):同丕,大。时:是。陟(zhì)降:上行曰陟,下行曰降。左右:犹言身旁。
全句释为:伟大的周文王之生命高高在上,唉呀——,如太阳一般照临天下。他所奠基的伟大周朝,虽然是从一个古旧小邦发展壮大而来,但其秉受上帝之使命,在世间创建全新的国家和文明。我们大周王朝为何如此的显耀而文明?是因为文王等这些圣君们恪守天帝大爱仁慈之旨意。文王是天帝的化身与(世间的)使者,是天帝的具体化,故天帝从未离开过文王(与基督教中“上帝与基督是合二而一的,二者从未分离”及“道成肉身”之思想,相应而相通)。
“新民”思想,在华夏思想史上源远流长。《尚书·夏书·胤征》就已有“旧染污俗,咸与惟新”的观念。《易传·系辞上》云:“富有之谓大业,日新之谓盛得,生生之谓易。”张岱年先生承接《易传》思想,给出了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转语。他说:“世界是富有而日新的,万物生生不息。‘生’即是创新;‘生生’即不断地创新、更新。新的不断代替旧的,新旧交替,继续不己,这就是生生,这就是易。”三千年前,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铸造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,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地创新自己、不断从凤凰涅槃中再生出来的动力源泉。这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《周易·大畜》彖文中被更清晰地表述为:“刚健笃实,辉光日新。”
 
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
 
曾子在摘引以上分别来自《盘铭》《书经》和《诗经》这几段后,总结说:“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。”——这就是圣王,他们将明德(心性、仁义)运用在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等各个方面和各个层级,无不彰显、发挥和实现到极致。极致即真实,极致即具体,极致即圆满,极致即纯粹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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