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大学》之由来

有“儒家《圣经》”或“中国《圣经》”之称的《大学》,本是《小戴礼记》中的第四十二篇。东汉郑玄注《礼记》时一并作注,唐孔颖达作《礼记正义》也一并作疏。至宋代,仁宗天圣五年(1027)八月,以《大学》赐新第进士王拱辰。后来,登第者皆赐以《儒行》《中庸》《大学》等篇。不久,司马光著有《大学广义》一卷,是为《大学》别出单行之始。至二程(程颢1032-1085、程颐1033-1107)兄弟,表彰《大学》《中庸》二篇,以为《大学》是“孔氏之遗书,而初学入德之门也。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,独赖此篇之存,而《论》《孟》次之。学者必由是而学焉,则庶乎其不差矣”。宋南渡之后,朱熹(1130-1200)于孝宗淳熙时,撰《大学章句》,与《中庸章句》《论语集注》《孟子集注》并行。元仁宗皇庆二年(1313),朱子所撰《大学章句》被定为科举考试官方教材,一直沿袭到清代,《大学》遂成为士人应举之必读书。
《礼记》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《仪礼》的文章选集,是一部儒家思想的汇编。《礼记》的作者不止一人,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,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(前551-前479)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著作,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。
《礼记》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。汉代把孔子编定的典籍称为“经”,其弟子们对“经”的各种解说和诠释,则统称为“传”或“记”,《礼记》因此得名,即对“礼”的解释。
先秦流传下来的《礼记》共有131篇。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对《礼记》进行了重新选编。戴德选编的85篇版本,叫做《大戴礼记》,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,到唐代只剩下了39篇。戴圣选编的49篇版本,叫做《小戴礼记》,即我们今天见到的《礼记》。这两种版本各有侧重和取舍,各有特色。东汉末年,著名学者郑玄为《小戴礼记》作了出色的注解,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,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,到唐代被列为“九经”之一,到宋代被列入儒家“十三经”之中,成为古代士人必读之书。
《礼记》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、礼仪,解释《仪礼》,记录孔子和弟子间的问答,记述修身为学的准则。实际上,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,门类杂多,涉及到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哲学、历史、祭祀、文艺、历法、地理、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,几乎包罗万象,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、哲学和伦理思想,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。
北宋程颢、程颐兄弟在数十年的讲学中,时常引用或讲说《大学》,赞其为“入德之门”,并对《大学》语句次序,进行了多处调整和重新编辑。南宋朱熹在二程改编的基础上继续加工,将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合编在一起,称为《四书》,并分别注释之,名之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简称《四书集注》。
从成篇直到北宋儒学复兴之前的千余年间,《大学》作为《礼记》中的一篇,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。此间虽有郑玄为之作注,孔颖达为之作疏,却都是并《礼记》而行。降乎中唐,韩愈(768-824)鉴于佛、老二家“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,灭其天常;子焉而不父其父,臣焉而不君其君,民焉而不事其事”以及“老者曰:‘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’佛者曰:‘孔子,吾师之弟子也。’为孔子者,习闻其说,乐其诞而自小也,亦曰:‘吾师亦尝师之云尔。’不惟举之于其口,而又笔之于其书。噫!后之人,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,其孰从而求之”之现状,愤而著《原道》一篇,于其篇中着重引述《大学》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,先治其国;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欲修其身者,先正其心;欲正其心者,先诚其意”一段,以《大学》所秉承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、孔、孟等古来圣贤“一以贯之”之仁义之道,阐述其“吾所谓道德云者,合仁与义言之也,天下之公言也。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,去仁与义言之也,一人之私言也”,据以批判佛、老的“一人之私言”。自韩愈著《原道》引用《大学》语句后,《大学》遂渐为天下学者所重。
南宋宁宗嘉定五年(1212),朱熹的代表作《四书集注》中的《论语集注》和《孟子集注》被正式列入学官,作为法定的教科书。理宗于宝庆三年(1227)下诏盛赞《四书集注》“有补治道”。宋以后,元、明、清三朝都以《四书集注》为官学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,《四书集注》被历代统治者抬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。
其后,宋元明清通儒硕学,几乎鲜有不对《大学》加以阐发者。诸代《艺文志》以及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《大学》专门著述达60余种,而以“四书”为名论及《大学》的著作尚不知凡几。因此可以说,《大学》乃是由宋迄清900年间最为流行的经典之一。而在所有依《大学》立论的著述中,对社会思想发生最为重大和深远影响的,当首推朱熹的《大学章句》,其次便是王守仁(号阳明,1472-1529)的《大学古本旁注》。
在《大学章句》中,朱熹遵从二程观点,认为《礼记》中的《大学》一篇(即后来王阳明所谓“大学古本”)有问题:“河南程氏两夫子出,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,实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,既又为之次其简编,发其归趣,然后古者大学教人之法、圣经贤传之指,粲然复明于世。虽以熹之不敏,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。顾其为书犹颇放失,是以忘其固陋,采而辑之,间亦窃附己意,补其阙略,以俟后之君子。极知僭逾,无所逃罪,然于国家化民成俗之义、学者修己治人之方,则未必无小补云。”(朱子《〈大学章句〉序》)所谓“采而辑之,间亦窃附己意,补其阙略”者,除了将古本“在亲民”之“亲”改为“新”,“身有所忿懥”之“身”改为“心”之外,最主要地是将古本分为“经”一章,“传”十章,并按“经”之“明明德”“新民”“止于至善”“本末”“格物致知”“诚意”“正心修身”“修身齐家”“齐家治国”“治国平天下”的论说次序,对“传”文直接进行了调整。所谓“补其阙略”,则是在“传”之第五章下,以“按语”形式补入一段曰:“所谓致知在格物者,言欲致吾之知,在即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,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,惟于理有未穷,故其知有不尽也。是以《大学》始教,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,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,以求至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,而一旦豁然贯通焉,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,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,此谓知之致也。”
在朱熹《大学章句》大行天下的氛围中,明代王阳明起而对之提出了异议。他批评朱熹对《大学》旧本的调整是“合之以敬而益缀,补之以传而益离”,认为“旧本析而圣人之义亡矣”,因而“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,去分章而复旧本,傍为之什,以引其义,庶几复见圣人之心,而求之者有其要”(《〈大学古本〉序》)。王阳明这种“悉以旧本为正”的做法,甚至连其亲密弟子都“始闻而骇”。究其实质,王阳明是基于“圣人之道,吾性自足,不假外求”的“格物致知之旨”(《明儒学案·姚江学案》),标举“《大学》之要,诚意而已”,以反对程朱之格物求理、由外及内的工夫进路。王阳明所谓“格物致知之旨”,即“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。……致吾心之良知者,致知也。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,格物也”(《传习录·答顾东桥书》)。这也就是专一用力于内以求本心之诚,进而将本心之诚显发推扩于外的工夫进路。自王阳明大力提倡古本《大学》并为之倾力作序与注释之后,古本《大学》同样在士林之中得到广泛重视,成为继朱熹《大学章句》之后,又一部影响深远的《大学》版本,即《大学古本》。相对《大学古本》,朱熹所编辑的版本则称之为《大学新本》或《大学今本》。本次我们讲解《大学》,取王阳明之见,以《礼记》中《大学》原文(即阳明所谓之“古本”)为准,不取朱熹“窃附己意,补其阙略”之《大学新本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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